他在遵义会议中 公开反对毛泽东意见

  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洛甫(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作“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及除凯丰、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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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洛甫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则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林彪(一军团军团长)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他没有多讲话。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等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后来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博古没有压制不同意见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同志中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持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则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的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作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没有因为他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作用。李德在陕北时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但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在他晚年写的《中国纪事》中继续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自己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仇恨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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